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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新品種侵權糾紛中“合法來源抗辯”的認定

日期:2019-09-03 來源:中國知識產權報 作者:涂道勇,郭沿宏 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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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來源抗辯”作為免除銷售者賠償責任的法定理由,在我國著作權法、專利法、商標法中均有規定,本文以博農種業公司與翟某植物新品種權糾紛一案,即(2018)陜01民初1044號為例,通過對比著作權法、專利法、商標法中合法來源抗辯的構成要件,探討合法來源抗辯在植物新品種權領域的應用。


合法來源抗辯制度是知識產權制度中一項重要的免責事由,其來源于民法中的善意第三人制度。根據該制度,如果行為人在實施民事行為時主觀上出于善意,同時支付了合理對價,則根據公平和利益平衡原則,該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得到法律的保護, 即抗辯者主觀上不知道涉案產品為侵權產品且客觀上能證明該產品合法來源的,可以免于賠償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第二十八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第二條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第六條僅規定了我國品種權人對植物新品種權所享有的排他的獨占權,以及不得侵犯權利人的植物新品種權。但法律并未明確規定在植物新品種權糾紛中,銷售者在其能夠證明產品合法來源的情況下,是否承擔侵權責任,若承擔,承擔何種侵權責任。


西安博農種業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博農種業公司)經河南省農業科學院小麥研究所的授權,在陜西省區域內對小麥種子“鄭麥366”享有獨占許可權及對侵權行為提起訴訟的權利,博農種業公司隨后發現翟某于陜西省三原縣存有“鄭麥366”小麥種子待銷售,博農種業公司以翟某侵犯其植物新品種權為由,向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下稱西安中院)提起訴訟。


西安中院審理查明,2016年9月1日,河南省農業科學院小麥研究所作為權利人授權博農種業公司在“鄭麥366”審定區域內的陜西省區域獨家享有“鄭麥366”種子生產、經營及品種權維權的權利,授權有效期為2016年10月31日至2017年10月31日。2017年7月10日,河南省農業科學院小麥研究所與博農種業公司簽訂《技術轉讓(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由河南省農業科學院小麥研究所將“鄭麥366”品種使用權轉讓給博農種業公司,授權范圍為陜西省,實施方式為獨家生產、銷售“鄭麥366種子”及市場維權打假,授權期限為2016年10月至2017年10月31日,博農種業公司受讓并支付使用費。后經博農種業公司舉報,三原縣種子管理站執法人員于2017年9月21日發現翟某存有安陽市立早種業科技有限公司生產的“鄭麥366”小麥種子247袋待銷售,并且進行了違法處理。西安中院審理期間,提供了2017年7月15日西安市臨潼區櫟陽博睿農業專業合作社的授權書以及西安市臨潼區櫟陽博睿農業專業合作社與西安市亞宏面粉有限責任公司簽訂的訂單等材料。


西安中院認為,翟某未經品種權人許可,違法銷售“鄭麥366”小麥種子,侵害了植物新品種權,應該承擔停止侵權的責任,翟某說明了“鄭麥366”小麥種子的進貨渠道,因此,對博農種業公司起訴要求翟某賠償損失、為制止侵權所產生的合理費用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博農種業公司不服西安中院判決,向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但在二審期間博農種業公司又撤回上訴,西安中院(2018)陜01民初1044號判決一審生效。


從該案來看,翟某的銷售行為已經構成對品種權人植物新品種權的侵犯,但因其已舉證證明其銷售的被控侵權產品有合法來源,那么在法律尚無明確規定的情況下能否判決其承擔停止侵權、賠償損失的民事責任需進一步討論。


我國著作權法、專利法、商標法都有合法來源抗辯制度的規定,專利法第七十條規定:“為生產經營目的使用、許諾銷售或者銷售不知道是未經專利權人許可而制造并售出的專利侵權產品,能證明該產品合法來源的,不承擔賠償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五條對專利法第七十條規定的合法來源抗辯制度進行了明確:抗辯人主觀“不知道”是指實際不知道,客觀上“合法來源”是指:通過合法的銷售渠道、通常的買賣合同等正常商業方式取得產品。在滿足合法來源抗辯主客觀條件下,被訴侵權產品的使用者舉證證明其已支付該產品的合理對價時,既無需對權利人進行賠償也無需停止其使用、許諾銷售、銷售的行為。商標法第六十四條第二款規定,“合法來源抗辯”需滿足三個條件,即抗辯人主觀“不知道”,客觀“合法取得”且能“說明產品提供者”,此時抗辯人不承擔賠償責任。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復制品的發行者或者電影作品或者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計算機軟件、錄音錄像制品的復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證明其發行、出租的復制品有合法來源的,應當承擔法律責任。


可以看出,合法來源抗辯在著作權、專利權以及商標權中的構成要件雖不完全相同,在實踐中免除抗辯人賠償責任的標準也并不統一,但可以確定的是合法來源抗辯制度中均規定有善意侵權人救濟條款,即侵權人主觀上為善意,侵權產品系合法取得這兩大構成要件,且學界也有觀點傾向于將“說明產品提供者信息”納入知識產權合法來源抗辯制度的構成要件中。


在植物新品種權糾紛中銷售者能夠證明所售被控侵權產品合法來源時,在是否構成侵權問題上,實踐中存在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品種權人對其所享有植物新品種的獨占經營權授權給被許可方的,屬于品種權人對經營渠道所作的特殊安排,品種權人與其授權許可的經營者通過合同方式創設的獨占經營權,屬于相對性權利,僅在雙方當事人之間發生效力,此時被許可方不能以此對抗銷售者。因此這種觀點認為,銷售者此時并未侵犯權利人的獨占經營權。按此觀點,前述案例中河南省農業科學院小麥研究所與博農種業公司簽訂的《技術轉讓(專利實施許可)合同》,僅在河南省農業科學院小麥研究所與博農種業公司之間發生效力,博農種業公司不能以此對抗銷售者翟某,即翟某并未侵權。第二種觀點認為,若銷售者未經品種權人許可,銷售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或者為商業目的將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重復使用于生產另一品種的繁殖材料,此時構成侵權,對于品種權人停止侵犯這一請求,銷售者應當承擔嚴格責任。


若采用第一種觀點,會使得在某一特定區域內出現大量對原品種權人的種子進行銷售的情形,使品種權人與被授權許可的經營者之間的授權許可合同失去意義,不利于市場秩序的維護。同時也不利于對品種權人權利的保護,與知識產權保護智力創造成果、鼓勵創新的精神相悖。若采用第二種觀點,則需對銷售者承擔侵權責任的問題進一步討論。有觀點認為品種侵權與專利侵權糾紛中的銷售者責任不盡相同,專利糾紛中銷售者對產品來源是否合法只盡形式審查義務,而在植物新品種權侵權糾紛中,由于我國種子法規定了種子專營制度以及種子生產、許可證制度,取得生產經營許可證,不但要有嚴格的生產和經營條件,而且要嚴格按照兩證要求進行生產經營。生產者嚴格按照許可生產的品種進行生產,銷售者在購買種子時首先就要檢查生產者的生產許可證,看生產許可的條件,即銷售者必須對種子的來源進行嚴格的審查,若侵權品種未取得授權品種的生產許可,此時,生產者對外銷售侵權品種具有明顯違法性,銷售者此時的購進再銷售,可以認定其主觀上具有明顯過錯。故銷售者對品種來源的合法性有嚴格審查義務,銷售者此時應當承擔嚴格責任。另一種觀點認為品種侵權與專利侵權糾紛中銷售者責任應該相同,因為銷售屬于市場經濟活動中的末端環節,銷售者的侵權能力與生產者相較而言更低,所以承擔的法律責任應與其侵權能力相適應,此時銷售者若主觀上為善意且客觀上能證明品種合法來源,不承擔賠償責任的做法更符合公平正義的法律要求;且若法律要求銷售者判斷產品是否涉及知識產權以及是否經過授權存在一定實踐難度,若要求銷售者對每筆交易的產品來源苛以嚴格的審查義務,無疑會加大交易成本,不利于產品的流通。


“合法來源抗辯”制度設立的目的是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同時對善意侵權人給予合理的救濟,維護雙方當事人的利益平衡和交易的安全。雖然我國現行法律并未在植物新品種權侵權糾紛中,對銷售者合法來源抗辯制度有明確規定;但在植物新品種權侵權糾紛中,對符合合法來源抗辯構成要件的銷售者免除其賠償責任,對銷售者苛以注意義務時考慮銷售者的義務承受能力更符合民法平等保護的精神。


(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西北政法大學法律碩士教育學院 涂道勇 郭沿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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