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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騰訊訴科貝公司、海逸公司案看反不正當競爭審理的三個趨勢

日期:2019-09-30 來源:知產力公眾號 作者:祁達,陳懿,龔穌尼 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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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8日,杭州鐵路運輸法院就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和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合稱“騰訊公司”或“微信”)訴杭州科貝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科貝公司”)以及杭州海逸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海逸公司”)不正當競爭案作出一審判決(下稱“該案”),支持了騰訊公司的訴訟請求。在該案中,騰訊是系社交媒體平臺微信及微信小程序的運營方,而科貝公司和海逸公司為該平臺上的經營性用戶。該案涉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可歸納為:

 

1) 科貝公司和海逸公司在微信平臺上提交偽造的貸款資質文件,并在此基礎上開設微信小程序和微信公眾號,通過虛假夸大的商業宣傳吸引客戶,違法從事套現行為;


2) 科貝公司和海逸公司在微信公眾號內宣稱為多個行業用戶提供高效智能的風險整體解決方案,實則提供貸款超市服務,與其網頁介紹存在明顯差異,且并未能提供有效證據證明其所宣傳的貸款服務和表述的特性或優勢; 


3) 科貝公司和海逸公司在其微信公眾號中仿冒微信“投訴”界面設置“投訴”模板,并在投訴“提交成功”界面冒充“微信團隊”進行對投訴進行答復。 


杭州鐵路運輸法院最終支持了騰訊公司的主張,認定科貝公司和海逸公司的行為分別構成反不正當競爭,判決其停止違法行為、消除影響并賠償65萬元經濟損失。 


該案的特點在于起訴主體,被認為系網絡平臺管理者訴平臺經營性用戶不正當競爭糾紛的首例。此外,該案判決在反不正當競爭法層面還存在著諸多可圈可點之處,彰顯了《反不正當競爭法》(下稱“《反法》”)在這兩年的司法適用過程中日益顯現的新趨勢。本文旨在從該案一審判決出發,為讀者解釋這些趨勢性的亮點,包括:(1)“競爭關系”的淡化;(2)“競爭性權益”的擴張;和(3)“違法行為”的多元面向。


趨勢一 “競爭關系”的淡化——從橫向競爭者到縱向經營者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國內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司法實踐一直堅持以“競爭關系”作為成立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前提條件。這個條件雖然未明確規定在《反法》條文中,但卻出現在諸如《加大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依法規范市場競爭秩序》的最高法院法官的講話中①,因而在一些不正當競爭案件中,缺乏“競爭關系”往往會成為判斷是否存在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前提要件之一②。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來的司法實踐中,“競爭關系”的前提條件地位逐漸發生變化。部分法院在判斷是否構成反不正當競爭行為時,不再把雙方是否存在競爭關系作為“一票否決”的前提。如在“北京光線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光線影業有限公司商業賄賂不正當競爭糾紛”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確指出,“不正當競爭行為…并不以損害特定競爭者且其相互之間具有競爭關系為必要”。類似的判斷標準還可見于其他諸多判決中,包括杭州碩文軟件有限公司與優酷信息技術(北京)有限公司公司不正當競爭糾紛上訴案中【(2018)浙01民終231號】、東陽正午陽光影視有限公司與太平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不正當競爭糾紛【(2017)京0105民初10025號】、飛狐信息技術(天津)有限公司、北京搜狐互聯網信息服務有限公司等與杭州碩文軟件有限公司商業賄賂不正當競爭糾紛【(2017)浙8601民初665號】。可見,司法實踐正在逐步淡化“競爭關系”在反不正當競爭行為認定中作為“一票否決”的地位。 


該案中,被告也以微信僅為平臺提供方,兩被告為平臺經營者用戶,“雙方不存在競爭關系”為由提出了原告主體不適格的抗辯。該案法官因循了上述司法新趨勢,明確指出“競爭關系既不應該作為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構成要件,亦不是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適用條件”,進而認為原告具有主體資格。值得注意的是,與上述其他案件相比,該案原被告之間不但不具有橫向的直接或間接競爭關系,兩者之間實質上是一種縱向的依附關系,即平臺運營者和平臺用戶的關系。雙方在經營范圍、運行模式、目標市場和定位受眾方面都完全不一樣。該案法官在判決中,從權益基礎角度出發,提出原告基于微信生態系統所獲得的商業利益和競爭優勢可作為主張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權益基礎,并將兩被告的行為放在原告所搭建的微信生態系統中,從平臺(微信)、個人消費者(微信用戶)和其他經營者三方利益出發綜合進行評價。該案一審判決書所體現的認可縱向依附主體之間可以構成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認定,實質上拓展了傳統視角下《反法》的適用范圍,將起訴主體的范圍進一步擴大,其本質是將不正當競爭案件中原告的請求權基礎予以了擴充,不再拘泥于一個具體的“權利”,使得更多商事主體可以通過《反法》來保護自己的競爭利益。 


筆者認為,這種淡化直接“競爭關系”的趨勢是值得贊賞的。首先,《反法》從未設置對于直接“競爭關系”進行過明確定義和要求。相反,《反法》中存在諸多明列的競爭行為,如通過虛假宣傳誤導消費者(第八條)、侵害商業秘密(第九條)、違法有獎銷售(第十條)等行為,實際上并不一定發生在具有競爭關系的主體之間。如必須以直接“競爭關系”為前提,將使得很大一部分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只能通過行政舉報渠道尋求停止侵權的救濟;其次,在商業高度發達的今天, “競爭關系”的定義較難有明確的定義。許多商業主體之間,雖然不存在直接“競爭關系”(在實踐中,甚至不存在實際經營范圍的重合),但仍然可能以某個微小的共通點作為切口,損害其他經營者和個人消費者的權益,如對其他經營者造成負面性評價、侵害其他經營者的商業資源、損害個人消費者的隱私權等。這一點在互聯網環境下平臺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尤為突出,平臺經濟模式下,雖然平臺搭建者與平臺經營性用戶并無直接競爭關系(如淘寶與淘寶內入駐的商家),但平臺經營者如實施《反法》所禁止的行為,同樣可對平臺本身和使用平臺的個人消費者造成權益損害。因此,《反法》的著眼點不應當僅局限于具有直接競爭關系的主體之間,而是應當聚焦于“競爭性利益”的保護。從實踐角度出發,如個人消費者本身尚未購買平臺經營性用戶的產品或服務且訴訟成本較大,而各項法律法規對平臺本身又提出了各項法律義務(如《電子商務法》下對于電子商務平臺保護個人消費者的個人信息的法律義務)的情況下,《反法》從某種程度上應當為平臺維護其平臺內市場競爭秩序提供一定的保障。


趨勢二 “競爭性權益”的擴張——隨著商業模式的演進而更新


《反法》是以制止違法行為的方式保護競爭性權益的法律,其保護的對象既包括了以“專有權”為核心的權利(如“著作權”或“名譽權”),也包括了無“法定權利屬性”的競爭性利益。后者通常只具有寬泛的名稱,且僅在特定的情況下會被識別出并加以保護。這種對可保護利益的確認是適用《反法》第二條一般條款的一大難題,不同于法定權利的絕對性,競爭法項下的“利益”系根據案件背景和行為進行個案判斷的結果,需要法官發揮主觀能動性來識別和確認。雖然如此,這種被識別出的利益以及基于該等利益的行為會有一種“準法律”的示范效力,對之后的司法審判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近年來,隨著經濟活動的復雜化和司法實踐的深入,越來越多競爭性利益被法院識別出。如在淘寶(中國)軟件有限公司與安徽美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正當競爭糾紛案【(2018)浙01民終7312號】中,杭州鐵路運輸法院認為淘寶公司經過長期經營積累而形成的大數據能為淘寶公司帶來市場競爭優勢,因此淘寶公司對涉案數據產品享有“競爭性財產權益”,未經授權的使用行為構成了反不正當競爭行為。又如,在涉及“換皮游戲”的反不正當競爭案中,法院也傾向于將游戲的玩法和規則作為《反法》第二條項下的一種競爭性利益進行保護③。 


該案一審判決將微信所搭建的商業生態系統認定為一種競爭性權益,認為微信作為該“生態系統的基礎,為研發、維護、推廣微信服務支付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其由此獲得的正當商業利益和競爭優勢應當受到法律保護。”由此,該案為《反法》第二條的一般條款再增添了一種可獲得《反法》保護的競爭性利益,將《反法》的保護邊界又往外進行了延展。值得關注的是,如前所述,該案中杭州鐵路運輸法院在分析兩被告所損害的競爭法權益時是從三個角度出發的:1)對于平臺內其他經營者而言,兩被告使用虛假文件方式偽造資質,獲得了認證標志和更高級別的權限,得到了更強的競爭優勢;2)對于消費者而言,兩被告虛構相關資質的行為難以保障消費者的知情權,無法為消費者提供符合認證號質量的商品或服務,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3)對于平臺本身的經營者而言,兩被告虛構資格的行為提高了平臺的治理成品,損害了平臺市場環境和交易秩序。 


其中,對于第3)項競爭性權益的認可是該案一審判決的亮點。杭州鐵路運輸法院對于第3)項競爭性權益的認可也分為了三個層面: 


首先,對于互聯網領域商業生態系統作為經濟共同體認可了其經營模式所形成的商業利益和競爭優勢受法律保護; 


其次,就微信這一具體的互聯網平臺,該案一審判決認為,其構成互聯網商業生態系統,他人損害該經營模式帶來的正當利益,《反法》應予以適用并給予保護; 


最后,對于微信平臺本身的運營商,該案一審判決從用戶數據安全、用戶流量、為第三方開放而收取服務費管理費等費用權利、平臺本身流量變現等角度出發,認定龐大的個人消費者基礎和經營者基礎是平臺的重要商業資源,進而可成為平臺的優勢。在此基礎下,平臺內競爭公平性遭到破壞,易導致用戶流失等情形,將導致平臺失去平臺服務的競爭優勢,理應受到《反法》的規制。


筆者認為這種不斷解釋的方式來認定受《反法》保護的競爭性權益的趨勢是非常有必要的。隨著商業活動地不斷復雜化,許多新興的商業模式所帶來的商業利益,由于立法滯后的特征,無法在短時間內被確立為一種法定權利。然而該等利益本身的確具有較高的商業價值,應當被納入保護的范圍。尤其是對于平臺本身的運營者而言,在過往的案例中,平臺往往苦于無法找到一個法定的“權利”主張平臺內經營者或者其他平臺運營者的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而無法有效地抗擊其不正當競爭行為帶來的損害。該案一審法院通過法官在司法活動中對于某種商業模式下“競爭性權益”的擴張解釋,認可了平臺本身競爭優勢的來源,可以更及時有效地對市場中已經出現的但尚無法律明確禁止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作出約束。


趨勢三 “違法行為”的多元面向——從傳統競爭法到現代社會法


本判決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點是對違法行為分析的多元面向。如前所述,在分析被告是否構成《反法》第二條不正當競爭行為時,法院不僅分析了被告行為對原告(即生態系統運營者)的損害,還同時分析了被告行為對微信平臺上的消費者和其他經營者的損害,雖然此二者并非是該案的原告。同時,該案判決有很大一部分在討論被告行為對于整個競爭市場環境和交易秩序的擾亂,而不僅僅停留于對兩原告作為平臺本身經營者的損害。這個特點,結合本文前述的兩個趨勢,引出了第三個趨勢,即反不正當競爭案件的多元面向趨勢。 


2017年版修訂后的《反法》第二條將“損害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的行為”添加進了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定義中,同時,也刪除了多處關于“損害競爭對手”的要求,因而擴大了《反法》所面向的保護對象,使得《反法》具有保護經營者、消費者和公共利益的多重保護目標。從實踐角度出發,在考察某一競爭行為是否構成不正當競爭時,除傳統意義上其他經營者的利益外,《反法》修訂也體現了將消費者合法權益受損作為考量競爭行為是否“不正當”的依據。從該案一審判決推廣開來,對于平臺本身經營者而言,其在類似案件中以《反法》第二條為法律基礎主張不正當競爭行為時,亦可嘗試通過論證個人消費者用戶權益受損予以負面評價進而論證其平臺競爭優勢受到了損害。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修訂后的反不正當競爭案判決更加重視對消費者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論述,凸顯了《反法》顯著的社會法特征。 


雖然《反法》目前尚未賦予消費者訴權④,消費者權益的保護仍然主要基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相關規定。但從修法后的司法實踐來看,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新定義顯然對于違法行為的認定標準產生了實質影響,使得法官必須從更多維度來論證某一行為的反不正當競爭屬性。此外,《反法》加入對于消費者合法權益受損的相關規定,也基于一個對于訴訟實踐的考慮:對于具有相較而言較大經濟實力和專業性的市場競爭經營者,在消費者合法權益因經營者行為受到損害的情況下,消費者往往難以通過訴訟的方式要求經營者停止不正當競爭行為以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在此情況下,同在市場中的其他經營者是否可在主張其本身合法權益的同時為消費者發聲呢?


啟 示


通過對該案判決的解讀,筆者看到杭州鐵路運輸法院在該案一審判決中對于《反法》修訂后在司法實踐層面提出了三個重大趨勢。雖然目前各地對于《反法》第二條的適用條件和標準尚未統一,但無法否認的是,在部分互聯網產業發展情況較好的地區,法院對于《反法》第二條的適用已經逐步將互聯網產業及其背后的經濟生態系統的特點納入考量。同時也帶給我們如下啟示: 


首先,由于“競爭關系”要素的弱化,其不可避免導致了提高了商事主體在運營公司過程中的合規要求。因此,在分析某一特定商業行為是否違反《反法》時,既需要考慮該行為對橫向競爭者的效果,也需要考慮其對縱向的上下游經營者利益的影響。同時,由于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多元面向趨勢,在做商業決策時,商事主體也應當分析某一商業行為對消費者以及社會公共利益的影響。 


其次,商事主體應當時刻關注司法對于非法定權利型競爭性權益的界定。隨著商業模式的演進,司法實踐會不斷更新其對競爭性權益范圍的界定,使各方利益以公平競爭為要旨保持著一種動態平衡的狀態。 


最后,在選擇經營模式并實際開展經營時,須特別注意涉及數據爬取、捆綁銷售、個人信息獲取和許可等可能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業務,應考慮該業務是否符合《反法》第二條所規制的不正當競爭行為。


注釋


①“…競爭關系是取得經營資格的平等市場主體之間在競爭過程中形成的社會關系。認定不正當競爭,除了要具備一般民事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以外,還要注意審查是否存在競爭關系。存在競爭關系是認定構成不正當競爭的條件之一...”


②如合一信息技術(北京)有限公司與北京金山安全軟件有限公司等不正當競爭糾紛【(2014)一中民終字第3283號】,法院認定:“由《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具體規定可以看出,《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目的在于通過保護經營者的正當經營活動不受損害,從而維護合法有序的競爭秩序。因只有具有競爭關系的經營者的競爭行為才可能會對其他經營者經營活動造成損害,并最終損害競爭秩序,因此,競爭關系的存在是判斷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前提條件”。


③暴雪娛樂有限公司、上海網之易網絡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訴上海游易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不正當競爭糾紛案【(2014)滬一中民五(知)初字第22號】。法院認為:“游戲規則尚不能獲得著作權法的保護,并不表示這種智力創作成果法律不應給予保護。游戲的開發和設計要滿足娛樂性并獲得市場競爭的優勢,其實現方式并不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而需要極大的創造性勞動。同時,現代的大型網絡游戲,通常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進行研發,如果將游戲規則作為抽象思想一概不予保護,將不利于激勵創新,為游戲產業營造公平合理的競爭環境。


④《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七條規定“經營者的合法權益受到不正當競爭行為損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因此,通說認為,《反法》下,目前只有經營者有訴權,消費者沒有。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的送審稿曾經試圖加入消費者的訴權,但最后建議未被采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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